南风窗

阴晴乾隆朝

作者:尤丹娜 来源:南风窗 202012期 时间:2020-08-01

乾隆十六年(1751年)八月,正值皇太后的寿诞,初九的下午,山西省的官府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。他叫王肇基,自称是个“读书人”,要在皇太后的生日期间以自己的方式“尽小民...

  乾隆十六年(1751年)八月,正值皇太后的寿诞,初九的下午,山西省的官府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。

  他叫王肇基,自称是个“读书人”,要在皇太后的生日期间以自己的方式“尽小民之心,恭祝皇太后万寿”,向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。

  王肇基看起来有些疯癫,所投诗联也十分粗鄙。在这番“祝寿”的诗联后面,还附了一小段“议论”,词句颠三倒四,内容拼凑了孔孟、程朱的观点和民间的闲话,大致是评论时政的意思。

  按照乾隆皇帝登基之初的常理,献文献策者纵使粗陋,也因“广开言路”的政策不必获罪。更重要的是,皇太后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,若是理智清明的人,自然不敢到地方官府,自呈诗文涉及两宫。

  这样一个跑到官府为皇太后献诗、“摘抄”典籍献策的疯子,无论是地方官还是皇帝大概都会一笑置之,最多打上几板训诫一下便是。泱泱大国,有太多军政要事等着当权者集中注意力解决。

  但令人意外的是,这桩发生在乾隆十六年、看起来平平无奇的“疯人献策”案,结果竟是乾隆皇帝亲自下令将王肇基“立毙杖下”,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、且有明显疯癫迹象的人处以死刑的首例。

  这不是清代的第一起文字狱,却是极其残忍、荒诞的乾隆朝文字狱大开杀戒的一个坐标。

  文字狱,古已有之。远到西汉杨恽因作《报孙会宗书》被腰斩、北宋时期的“乌台诗案”,近到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朝上的“年羹尧案”“吕留良案”,文字狱足够残忍,在前现代的中国,从来不是什么新鲜的统治手段。

  但乾隆皇帝的文字獄,还是太特殊了。从数量上来说,有清一代,顺治至雍正三朝,文字狱为30余起,乾隆一朝,却达到130起以上,可谓“一朝抵三朝”;自惩戒方式上来看,更是丧心病狂,杀人如麻,连患病的疯子也不放过,死去的旧人也要挖出尸骨羞辱,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

  乾隆十六年,是一切的开始。那一年,到底发生了什么?

一念之间

  时间拨回到王肇基献诗前的一个月。

 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,云贵总督硕色向乾隆皇帝密报,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“奏稿”,托名乾隆朝有名的耿直臣子孙嘉淦所作,但语言粗鄙、内容荒诞,应该是伪托。

  这份奏稿的内容是攻击乾隆皇帝失德,煞有介事地将皇帝的错误总结为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:皇帝南巡,浪费民脂民膏;金川之役,滥杀无辜官员;日常生活,追逐荒淫无度……最后,这份奏稿对整个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:皇帝如此失德,又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这个王朝应该存在吗?

  震惊、不解、委屈与恐惧同时浮现在乾隆皇帝的心头。

  如果将君民比作新婚夫妇,乾隆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丈夫。在为政的这16年间,他减轻刑罚、减免税粮、平反冤案,恩待群臣百姓,用尽全力地释放自己的善意、关怀,展示自己的“仁政”。

  这桩进行中的已经16年的婚姻也应该尚在蜜月期。从乾隆此前搜集到的臣民们的反馈,几乎都是“万民欢悦,颂声如雷”,是“乾隆钱,万万年”的死心塌地。

  他以为“妻子”会一直这样想的。毕竟,他与“前任”—父亲雍正皇帝,有太多的不同。

这桩进行中的已经16年的婚姻也应该尚在蜜月期。从乾隆此前搜集到的臣民们的反馈,几乎都是“万民欢悦,颂声如雷”,是“乾隆钱,万万年”的死心塌地。

  比起父亲,乾隆更加开明克己、爱民如子,也更加仁慈公正。仅仅拿文字狱这一件事情来说,雍正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,而乾隆在即位之后,即刻进行了拨乱反正,将雍正因文字狱诛杀的士人头颅自城墙摘下、赦免连坐之人、放还涉案人员亲属。为了刹住文字狱的车,乾隆还规定“凡举报文字之罪者,如果举报失实,一律按诬告罪反坐”。在这样的引导下,虽然偶有士人因离经叛道造成风波,但乾隆的批复大多都是“适可而止”,相关惩戒都在情理之中。这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宽松时期,文人们拿起雍正年间闲置的笔墨,开始吟诵风月、评点古今。

  在一片和谐里,乾隆十六年以前的皇帝,一直以为自己这样的“仁政”能够换来至少公平的评价。但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的出现击碎了他的梦想。而细细查下去,本以为这不过是“少数人的讹传,很快就能找到源头并销毁”的皇帝发现,这份奏稿早已传遍了全国各地,被他施以仁政的百姓们,显然对那些过往的“善政”没什么印象,对正面而枯燥的奏章没什么了解的兴趣,却对轰动、刺激、真实性不明的小道消息愿意付出足够的时间精力,疯狂追逐、传抄。

  “冤头债主”是不可能寻到了。乾隆十六年到乾隆十七年的两年间,震惊而委屈的皇帝放下了手头的其他工作,发布无数谕旨,命令全国各级官员行动起来,追查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的元凶。但传抄人数实在太多了,数千人不断被捕入狱,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扩散得更加广泛了,始作俑者却依旧在浩浩人群中捕捉不得。最后,乾隆只好将两名传抄过这份奏稿的低级武官认定为主谋,杀掉结案。

  独自坐在养心殿中“复盘”整件风波,自诩明君的皇帝发现,一直以来,自己脑海中“以儒治国”的理想主义实际上可能毫无意义。这些热衷传抄八卦、迷恋劲爆指责的“愚民”们只会牢牢记住那些被挞伐的痛苦,而不会记得自己的仁厚。他开始思索,是不是自己从前奉行的儒家的那一套其实都是谎言?

  乾隆拾起了读书时期颇为厌倦的《韩非子》,在极度的自我怀疑里,他在《韩非子》中找到了方向与安抚:君主要控制臣民,不能全凭道德教化,要手握“法”“术”“势”,用缰绳和鞭子,而不是太阳与春风来统治。

  委屈的心情勉强过去了之后,环视整个皇宫,乾隆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的最后,是对皇位的质疑和挑战,是“皇帝轮流做,明年到我家”的觊觎。对皇权的垂涎是“刁民”的痴梦,无论他们吃得饱不饱,总有人做着“皇帝梦”,对他兢兢业业守护着的江山虎视眈眈。今天只是散播谣言,那明天呢?会不会结党营私,成立帮会,起义夺权?

  绝不能坐以待毙。

  杀戮开始了。

学会沉默

  从乾隆十六年的锥心,到此后的赶尽杀绝,“文字狱”看起来像是被百姓流言伤透了心的贤明君主一时被愤恨迷了眼,一念之间疯狂报复的故事。

  但“文字狱”,其实从来和文字本身没什么关系。以文字做抓手、为理由大加挞伐的背后,是权力、政治的博弈,是“如何统治”的审慎思考。

  从没有什么强权,是“一念之间”。

  这些荒诞不经的文字狱背后,是乾隆异常清晰的统治脉络。在看似凌乱的杀戮、“一念之间”的生杀予夺中,有皇帝自己缜密的想法。

  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带来的彻骨寒凉,乾隆一刻也不敢忘记,那是面目模糊的社会底层群众给他“盛世幻想”的致命一击。所以,比起前朝文字狱“主攻”士大夫阶层,乾隆朝的文字狱将枪口对准了社会底层。“失意文人”、民间宗教组织,甚至是大量言行错乱的疯子,都是乾隆打击的重点。

  在乾隆看来,影响社会稳定,最危险的一群人就是“失意文人”。这些读书人功名心极强,读书就是为了出人头地、改变命运,一旦不遂其愿,就会利用自己的浅薄学识,“好心”进谏,兴风作浪—比如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,显然是某个识文断字、心存不满的“失意文人”的作品。所以,乾隆要求,各地的“失意文人”应当成为排查重点。

  而民间宗教组织,更是农民起义滋生的温床。那些对皇权抱有幻想的人若是以某类文书、某种信仰为桥梁集结到一起,逐渐“抱团”,定然会对政权造成严重的威胁,要把他们及他们的思想扼杀在摇篮里。所以,凡是在乡野中搜到有“邪书”、谈及政治的碑文一类,都当严惩。

  最后,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疯子。按照常理,对于病人的狂言,皇帝本应该不屑追究。但乾隆认为,这些疯人没疯的时候也不会是什么“良民”,正是健康时对皇权、社会充满怨恨,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,颠倒黑白,扰乱民心—更何况,真疯还是假疯也很难界定,那就应该一律杀掉永除后患。

“文字狱”,其实从来和文字本身没什么关系。以文字做抓手、为理由大加挞伐的背后,是权力、政治的博弈,是“如何统治”的审慎思考。

  在这样的标准之下,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“举报”运动。任何写有文字的纸片都可能成为满门抄斩的罪证,百姓赶在官员查验前在自家掘地三尺,焚烧任何可能惹火的文书,而失智的疯人,连带他们的家属,都成了乾隆用来烘托恐怖气氛的殉葬品。在大兴文字狱的34年间,乾隆皇帝对每一件文字大案“事必躬亲”,犯人的生死也常在他的一念之间—而因为过于“杯弓蛇影”的心态,大多数的“文字狱”案件都以“永除后患”的灭门判决收场。

  但似乎也有例外。

  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,皇帝出巡,一个年轻人献给皇帝一本自己写的书,是以《易》解《诗》,可谓正好撞在了大兴文字狱的枪口之上。

  但仔细盘问下来,这位名叫冯起炎的秀才,如此大胆的原因竟然是为了爱情。他家境贫困,又爱上了自家的两位表妹,想都娶来为妻。自己没有能力,科举又落败,便想出奇招,要献书给皇帝,让皇帝为自己赐婚。

  面对这荒唐的行为,乾隆罕见地没有杀头、灭门,而是将冯起炎发配到北大荒了事。

  这看起来难得的“网开一面”,实际上也不过是乾隆皇帝对文字狱“实施效果”构想中的一部分。为了爱情献词的冯起炎对政治没有任何企图,那么哪怕他将文字主动呈于御前,也可以放他一条生路。

  在精心营造的、阴晴不定的恐怖气氛中,皇帝想让惊惧的官员、百姓明白:安安分分过日子就行。无论你是否读书识字、家中藏书几何,无论是真心谏言还是觊觎皇位,如果想要活下去,就要学会沉默。

无菌“盛世”

  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年初,河南光州的祝万青被人举报,说他家的祠堂所悬对联有大逆不道的严重问题。

  对联为“吾祖吾宗,贻厥孙谋;若裔若子,增其式廓”,匾额则是“豆登常新”。举报者认为,这样气势恢宏的文字只有皇帝才能使用,平民百姓用在自家的祠堂,就是绝对的僭越。

  虽然这指控今日看来足够荒唐,但如果祝万青会因这一举报家破人亡,也绝不会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。从文字狱开始至今,荒唐的冤狱、匪夷所思的戏码几乎天天上演。地方官更是不敢怠慢,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,等待祝氏的“斩立决”和对他们明察秋毫的嘉奖。

  但这一次,皇帝没有批复想象中的结果。令人意外地,乾隆训斥了上报的官员,说这是明显的诬告,百姓自家的祠堂对联匾额常常都是乱凑字句,文理不通,根本称不上什么大逆不道,如此“吹求字句”,就是助长了刁蛮之风。

  掘地三尺也要“吹求字句”的皇帝停下了杀戮的手,通过祝万青一案及此后的《慎余堂集》案,他向文武百官及百姓们传达“文字狱即将谢幕”的信号,促使各级官员逐渐放弃对文字的吹毛求疵。乾隆四十八年之后,文字狱稀稀落落,冤假错案显著减少,乾隆五十年后,随着《奈何吟》一案的审结,34年的腥风血雨终于落幕。

  迟到的宽容降临了—或者说,是皇帝尝到了胜利的果实,“鸣金收兵”了。

  从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开始的这34年文字狱运动,以极端恐怖的手段,将一切可能危及统治,甚至仅仅只是忧心政治的思想扼杀在摇篮里。

  以鲜血、以生命、以熊熊大火,乾隆完成了一次全社会范围内的“无菌处理”活动。有头脑、有政治抱负,甚至只是热爱遣词造句的人,都已经尸骨无存、后继无人;毫无标准、生死一念的各类惨绝大案,禁锢了所有还活着的人,他们不发一言,谨小慎微地藏起自己,只求苟活;至于那些更好对付的禁书、禁文,也早已付之一炬,成为历史的灰尘。

掘地三尺也要“吹求字句”的皇帝停下了杀戮的手,通过祝万青一案及此后的《慎余堂集》案,他向文武百官及百姓们传达“文字狱即将谢幕”的信号,促使各级官员逐渐放弃对文字的吹毛求疵。

  一切看来如此圣洁、干净,令人满意:乾隆用自己阴晴不定的恐怖文字狱,为这“盛世”加上了一层无菌的外衣—它没有、也不可能再敢生长出任何居心叵测的杂质。

  只是乾隆忘记了,无菌的身体才是最容易被入侵的病躯,没有任何“细菌”存在着的国家社会,终究是大厦将倾。

  文字狱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,而更惨重深远的影响,是乾隆皇帝消灭了“细菌”,也打断了士人的脊梁。

  历代以来,士人“守护社会良心”“积极参与政治生活”,并在报效国家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作用和位置、尊严与功名的想法在这里破灭了。乾隆的恐怖文字狱要求读书人们低下高瞻远瞩的头颅、弓起承担国运的脊梁,“著書只为稻粱谋”,只专注而短视地“活着”,抽空他们的灵魂,模糊他们的位置,让他们除了遵守皇帝谕旨和尽力敛财之外,再无其他的想象。

  一个“一尘不染”,又失去脊梁支撑的庞大躯体,如何在风云变幻中拥有抵抗力?

  乾隆之后的中国,农民起义、外敌入侵纷至沓来。“无菌”朝代之后,清王朝彻底病入膏肓。坚船利炮打开国门,乾隆苦心经营、自以为无懈可击的政权,进入了耻辱的尾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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